司法实务有不少难题并非法律文本可以完全预料，甚至有些问题存在并持续多年，俨然已成陈年积患。据《南方周末》报道，又到年底，不少基层法院循例出现“立案难”现象，而且今年的“年底”来得格外早。河南一些法院从10月8日起就不再立案，各地法院为此专门拨出人手“找茬”，甚至到了在立案这一形式审查阶段，就开始越俎代庖判断“证据是否充分，有无法律依据”的程度。

　　这则旁观者或一时难辨状况的新闻背后，却是司法实务界的老话题、老难题。年底“立案难”背后的主导因素，是法院系统内部长期惯行的年终结案率指标。结案率是结案数与收案数的简单比值，长期以来，年终结案率被认为是“最直观反映全年法院审判任务完成情况”的主要数据。考核当然是硬道理，年底统计两项数据的时间点向前推一个多月，便成为基层法院循例开始“人为减小分母”的时间，前文所述河南省今年时限提前，盖因数据截止统计时间从12月前移到了11月初。

　　司法是最应当常态化的正义寻求渠道，纠纷发生而无法及时诉诸法律，尤其是这种类似于“冬眠”的中国式荒诞，让人们对司法的信赖雪上加霜。而且，诉讼程序本身具有阶段性，各阶段所承载的司法任务与效用有明确的界分，而立案程序有且仅是“形式审查”，只要符合法定程序要件便应予立案。但在司法实务中，各色面目的“立案难”俯拾即是，而“年底立案难”只是其中最规律的一项。在“年底结案率”的压力之下，立案审查的“找茬”模式一旦启动，任何一个可供解读的法律条文细节都被作为“能不立案，就不立案”的理由，俨然屡试不爽。

　　据民诉法，立案需要有“明确的被告”，但法律条文对此仅列举出诸如姓名、住址和电话等常规信息，而在不少地方法院的操作中，被告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几成原告起诉的必备要件，在年底更成了“扎紧立案口”的不二法宝。理论层面的辨析其实并不复杂，起诉须有“明确的被告”，而这一“明确”性的证明可能倚靠简单的被告信息无法完全实现，被告身份材料或可作为扎实的证明样式，但却绝非不可替代。更何况，按照最高法的相关规定，因被告不明确导致司法文书无法送达，法院有权以被告不明确为由裁定驳回原告起诉。但在实践操作中，不提供被告身份证复印件貌似已成为不予立案的“法定理由”，登堂入室。更为严重的是，本应在法庭审理阶段才予以详查判断的“证据是否充分，有无法律依据”等实体问题，在立案阶段居然已经开始被要求“把关”。

　　“年底立案难”的危害明显而深远，有案件因为年底无法立案而超过诉讼时效，司法定纷止争的基本职能因“结案率”这样一个荒唐的理由而延宕时日，人们对法律的确信也因此受到打击。在“年底立案难”的另一头，联接着的更是“年底突击结案”的法院审理风潮。为了尽可能地提高“结案率”的分子，法官不惜加班加点，“夜深了，法院的灯还亮着”。在量化显现的硬指标逼迫之下，司法所代表的审慎与理性，不可避免地被忽略和减损。而基层法官对此亦是苦不堪言，一年数百个案件，如何做到个个严守法律程序，件件契合公平正义？    

　　问题长期存在，最高法亦为此专门发文重申“不得因提高结案率而在年底拒收当事人立案请求”，有地方开始用“法定审限内结案率”替代“年终结案率”，但在实际中却遭遇“两个账本”、“两套思路”并行的抵抗，导致“年底不立案”依然雷打不动。有学者直言，这体现的是在行政化管理模式之下，中国司法管理体制的工厂化思维。计件衡量的司法裁决，本就违背司法职业的基本规律，法官、律师、当事人均饱尝其苦。走出“头痛医头”的初始阶段，回返司法作为现代政治不可或缺一端的本来价值，容不得停停看看。要赋予法官基于法律专业而进行的独立判断，把法院真的当做法院，才有进一步模式研讨的可能。在此前提之下，以“法定审限内结案率”为底线要求，倚靠法官职业荣耀、信念的培育，架构有别于行政化的考核评价标准。